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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文东:关于央视“诗词大赛”答中新社记者葛璐璐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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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4-19 15:25:13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敬文东:关于央视“诗词大赛”答中新社记者葛璐璐问

  葛璐璐:您关注本届“诗词大赛”了吗?相比第一届的沉寂,这一届的火爆是有目共睹的,您对此有什么看法?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时间点?这是否是唤醒大众对传统文化热情的一个契机?

  敬文东:十几年来,我基本上不看电视,我家的电视机至今还是老式的,不是平板的。春节回四川父母家过年,因为父母退休没事干天天看电视,我也跟着瞎起哄,他们睡了后,实在别无聊赖,碰巧看到了诗词大赛。按理,我是不看这玩意的,但我上初一的女儿要看;更主要的是,我和获得亚军的彭敏很熟,想看看这家伙在怎么个表现,是否会让老夫失望,就掐头去尾看了几集。至于这一届为何火爆,搞传播学的人可能会有更好的看法。如果要我说,我愿意给出的答案是从众心理使然,他们不过是把那台节目娱乐化了,跟古罗马人看角斗,汴梁人看斗鸡差不多。观众都是乌合之众,没什么主见。很多年前,大诗人钟鸣为群众画了一幅很“肖”的像:所谓群众,就是相互簇拥而来,相互簇拥而去,相互吐口水,然后相互忘掉。我估计设计这台节目的人,都预料不到会火爆。不过,我想说的是,这没什么了不起;其火爆,也跟唤醒大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理由很简单,一个根本不正经读书的民族,一个在民智方面仍处于义和团水准的国家,其国民在昏昏霍霍中把小日子过下去就算不错了,你还期望他们对高于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之上的东西感兴趣吗?“唤醒”云云,在我看来就是个伪问题,虽然它是个善意的伪问题。

  葛璐璐: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在语言和精神上是否有传承关系?

  敬文东:新诗到现在,已经一百年了,从去年起,就有不少诗歌机构在忙不迭地搞纪念活动。一百年来,人们为新诗辩护时,总是强调新旧之间的差异。按理说,这也没什么不对,毕竟古诗和新诗在长相上差别太大了,至于情绪和内容的差别,就更是不可以道里计。仿佛新诗旧诗之间的差异,才是新诗合法化的由来之一。但我们别忘记了,无论新诗旧诗,媒介都是汉语;只要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,无论其形态有何差异,总有在遗传密码层面上抹不去的同一性。我有一个总的看法:无论新诗还是古诗,它们最大的共同特点就是感叹。无论对命运,对真理,还是对现实境遇,汉语诗歌,亦即古诗和新诗的集合,都是以感叹的方式去处理的。这是汉语的基本特质决定的,有它宿命的那一面。所谓宿命,就是不得不如此。从这个角度出发,我们可以说,和古诗相比,新诗只是感叹的内容变了,感叹本身并没有变,无论是姿势,还是语气与口吻。在新诗已经百岁的今天,我们可以有胆量和底气,去谈论新旧之间的同一性;也许,这才是新诗合法化的根本出处。

  葛璐璐:相比诗歌的复兴,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意更值得复兴?您对古典诗词中的诗意有何理解?

  敬文东:至少是在古典诗歌中,汉语是一种内敛、含蓄,甚至不乏羞涩、腼腆的语言。所以,古典汉语诗歌的诗意一般以静为主,所谓“雨中山果落,灯下草虫鸣”。静之美是华夏美学的伟大发现;而对动之美缺少理解和同情,则是华夏美学的弱项。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自不待言。至于传统文化中的诗意是否更值得复兴,不是我能回答的,今天遍地皆是的国学家回答这个问题肯定更爽快,更豪放,更有乐观的摇滚精神,至少比我合适得多。我想说得迂回一点。我个人认为,中国文化中最糟糕的,是关于统治的文化;最伟大的,是艺术哲学。统治文化中有诗意吗?读读《商鞅》,读读《韩非子》,你就知道了。我反正读他们读得浑身发凉。以我粗浅的见识,古中国的艺术哲学至今有它尚待我们挖掘的那一面。但我不太同意挖掘就是复兴。挖掘相当于寻找食物,不是为了食物,或者回到食物。我愿意说得率直一些:国学在今天,更有可能是一个阴谋,尽管我个人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。

  葛璐璐:汉语诗以静之美是华夏美学的伟大发现,您能多举些例子吗?您说汉语诗歌对动之美缺乏理解,具体指哪些方面?

  敬文东:汉语诗歌以静为美的例证太太多了,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我不清楚。我愿意引用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: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,而是它就是这样的。西方人以动为美,是怎么造成的,原因也不清楚。至少,目前所有的解释都是不饱和的。我个人认为,“它就是这样的”包含着很多神秘的东西,无法解释,具有宿命性。以静为美的结局是,诗意美的最高境界是肃穆;以动为美的结局是,诗意美的最高境界是悲剧。中国诗歌中没有悲剧,悲剧精神不是我们华夏美学的组成部分。当然,这是一般而言。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是顺应,而不抗拒,也就是说,听天由命。我不认为这是消极的态度,承认天意,顺天应命,是高级的、乐观的人生态度;抗拒注定是悲剧的,这是西方悲剧的来源。至于例证,那就太多了,任何一个对中西文学稍有体察的人都知道,就免了吧。

  葛璐璐:音乐性是否是古典汉语诗的特点?是否是其独特性?具您所知,在汉语的音乐性方面,现代汉语诗创作者中还人做这方面尝试吗?

  敬文东:艺术起源于巫术,在巫术中,诗、音乐、舞蹈是一体的。《诗经》虽然可以入乐,但巫术的时代过去后,诗、乐、舞就很快分途了,早在春秋时期,《诗经》中的绝大多数作品都不再和乐联在一起;五代两宋出现的词,单从诗的角度观察,词与乐合为一体乃是诗的倒退。现在看得很清楚,词与乐早就分家了,它们的蜜月期很短。我们说古典诗歌的音乐性,是加引号的音乐性,无非是平仄、韵脚而已,与早期《诗经》和早期长短句要求的音乐,是两回事。新诗史上也有人提倡过加引号的音乐性,比如新月派,但成功的程度很小。至少像新月派那样去寻找新诗音乐性的方式很快被抛弃了。我个人更强调新诗的内在韵律。和古诗不一样,新诗在形式上是发明性的,也就是说,每一次创作,就是一次形式上的发明,就是对内在韵律的再次寻找。对于汉语来说,押韵太简单了,因为它是单音节的,所以这种外在的所谓音乐性根本不重要。

  葛璐璐:您是否认同诗歌只是一个载体,而诗意则是超越载体的?诗意是否可以寄生在流行文化上?宋词当年也是一种流行文化?目前的流行文化对于诗意的复兴更多是一种伤害还是一个机会?

  敬文东:恕我愚鲁,我不理解“超载体的诗意”这种说法。“诗意是超载体的”这个命题,只存在于语言空间,不存在于现实世界,就像“方的圆”一样。语言哲学的常识是:语言与现实是两个不同,但有可能平行的世界;现实世界中可能的,语言世界中一定可能,但反过来就不成立了。至于诗意是否可以寄生于流行文化,我认为这是没有疑问的。诗意无处不在,有帝王的诗意,有农民的诗意,当然也会有小资产阶级的诗意。如今的流行文化是小资产阶级主导的,我虽然对此不满意,但我持理解的态度。我不愿意让别人扫兴,但我肯定不愿意我的女儿成为小资产阶级。我虽然在家里很民主,甚至被残酷统治,但在这个问题上我绝不妥协,要拼死抵抗。宋词当年是否是一种流行文化,这里不谈,因为这个问题好阴险呀,否定或肯定都会招骂。再说一遍,“复兴”这样的词最好少用,你往哪里复兴呢?又能往哪里复兴呢?

  葛璐璐:对于诗意追求是否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思维中?这对我们的民族性格塑造有什么关系?古典诗词中的诗意或者说情怀主要有哪几重含义。而这些情怀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又有着怎样的传承和变化?理解这些对当下社会生活有着怎样的意义?

  敬文东:任何一种文化中,都存在着对诗意的追求。读读索尔仁尼琴,你会知道,即使在古拉格,人们一旦有机会、有条件,也会追求诗意;读读潘旭澜,你会知道,即使在洪秀全的南京,即使是男女分营而居,人们也会有诗意的追求。追求诗意是人之为人的本能,按照李泽厚先生的看法,这是自然的人化。对诗意的追求一般情况下指向美好,但不能由此忽视这样一个现象的存在:晚上热衷于贝多芬的纳粹分子,第二天仍然会准时到焚尸炉前上班,恪守着日耳曼人的理性精神。不管怎么说,附庸风雅总比附庸流氓好——这是钱钟书在《围城》里的断言。这句话貌似可以回答璐璐的问题吧?

  葛璐璐:在国民教育体系中,如何提升民众对诗意的理解以审美的需求?

  敬文东:嘿嘿,这个问题嘛,应该由管宣传的部门、管教育的部门来回答。实际上我知道答案,但我更知道:我的答案是废话。不说算是知趣,算是懂事。

  葛璐璐:复兴传统文化对当代社会有什么意义?

  敬文东:如果是“复兴”天下观念或大同世界观念,就有天那么大的意义;如果是“复兴”《弟子规》,就没有任何意义。

  2017年2月12日,北京魏公村
  作者:敬文东
  来源:敬文东微信公众号(原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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